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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Damon Embling：我们知道您在中国的军队转业之后在石油行业也工作了几年，之后创立了华为。在80年代末，您创立华为的愿景是什么？为什么要创立这家公司？创立公司的真正目标是什么？任正非：军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，既不追求利润，也不讲究成本，只要任务完成就可以了。当我们转到地方的时候，中国刚刚开放改革，开始走向商品经济，我们对商品经济非常不适应，不知道何为“商品”，你看我们对市场经济多么陌生。国家文件说要搞商品经济，上面争论很厉害，我们并不清楚“商品”是什么东西，更不可能知道这是一个大的社会机制的改革。那时非常不适应社会转型，我当时在国有企业工作栽了跟头，然后国有企业就不要我了。为了生存，就有了自己办公司的想法，这个想法风险很大，万一不成功怎么办？但是无路可走，只有继续走下去。

为此，11月15日当天，大悦城控股举行了“商业升维战略”启动仪式，意味着以文化力量赋能商业，转型为文化运营商。2019年是大悦城控股的“整合上新”之年。目前，大悦城控股在运营商业项目共13个，在建及储备商业项目共13个，分布在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重庆、成都、杭州、沈阳、西安、昆明、武汉等全国17个重点城市的核心地段。2019年1月-9月，大悦城购物中心销售额突破172亿元，同比增长22%。

5、Damon Embling：美国的问题稍后详聊。我想知道当年华为是如何在中国市场一步步发展起来的。当年华为在中国市场拓展业务的难度有多大？毕竟华为的发展看起来还是有点不合常理的，对吧？任正非：当时中国通信市场100%是西方公司占有，“七国八制”，七个国家八种制式，包括瑞典的爱立信、芬兰的诺基亚、法国的阿尔卡特、德国的西门子、美国的朗讯、加拿大的北电、日本的NEC和富士通。这么多国家，这么多制式，但都是适合城市使用的大型交换机，不适配农村的通信需求，规模太大，农村也承担不了这么高的成本。

2013年5月22日，中国工商银行正式宣布，由易会满担任行长一职。易会满的脱颖而出被金融业界视为“逆袭”，这不仅在于此前他只是排行第五的副行长，也在于他作为一个毕业于浙江银行学校的中专生，从银行最基层升至最顶层。1984年1月1日，中国工商银行正式成立，中国专业化、市场化的银行体系也开始逐步发展。

（图为James McCloughan在2017年获得“荣誉勋章”后的照片，图片来自东方IC）这位老兵的表态，也令特朗普支持者开始转过身来，嘲讽那些跳着脚骂特朗普的“主流媒体”，斥责他们对特朗普存在严重偏见，是“为了黑而黑”。力挺特朗普的美国保守派媒体福克斯新闻网，更是撰文一篇，把那些批判特朗普的主流媒体和媒体人“挨个点名”，称他们又被特朗普“刺激”到了。

央行退出常态干预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外汇专家认为，过去几个月，人民币的贬值本质是央行退出常态干预，消化了人民币对内与对外贬值压力和预期。张明表示，在基本面上有贬值压力的背景下，中国央行前段时间也在顺水推舟，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有明显的贬值，由此可以让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有效汇率基本稳定住，甚至略微贬值。